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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玉果真是“没有骨气的文人”吗[原创]

  更加不幸的是,他本来见于文坛、史册的与屈原并提的“屈宋”名望,到20世纪中叶,竟然由于赫赫有名的历史学家郭沫若的剧作《屈原》,把他贬斥为“没有骨气的文人”、“卖师求荣的叛徒”、“无耻小人”等,而被剥夺,并长期遭受斥责辱骂。

  由于自己从小喜欢诗词,对于屈原、宋玉充满了崇敬。尤其是当第一次看到宋玉这个本族人的名字及其诗赋时,便禁不住一振,心中立刻生起一种自豪感。可是,当后来看了郭沫若的《屈原》一剧后,便大失所望,嗟叹不已。从此,对于自己这位本族名人的品格和盛誉,长期受郭沫若笔下形象的影响而不怀好感。

  然而,当“权势真理”的时代过去,伴随正本清源、拨乱反正时代的到来,在诸多人士的一致拷问和厘定下,宋玉的真实人格和作品得以回复其真容、本相。我才终于释解了积压在心中的偏见和郁结,为有这样一位本族先辈诗赋家而深感自豪了!

  宋玉,字子渊,晚年号鹿溪子,楚国“归州”即三峡水库蓄水前的秭归归州镇一带(一说鄢郢即今湖北省宜城市)人。大约生于楚顷襄王元年(前298年),卒于楚被秦灭亡之次年(前222年)。《安福县志·外纪·流寓》有这样的记载:“周宋玉,归州人,屈原弟子,悯其师忠而放逐,作《九辩》五首,以述其志;又怜师命将落,作《招魂》以复其精神,延其寿命;与景差、唐勒并称,客仕楚为大夫;尝居于邑,有‘城’与‘庙’,及‘看花山’、‘放舟湖’诸迹,后殁葬邑之‘浴溪河’南岸。”意思是:宋玉是归州人,屈原的学生,同情老师忠贞却被放逐的遭遇,而作《九辩》五首,以阐述其志向;心疼老师生命垂危而作《招魂》,以光复其精神,试图延长其生命;其名位与景差、唐勒并称,一起当过楚国大夫;曾经在安福城居住,有纪念他的“城”与“庙”,以及“看华山”和“放舟湖”等遗迹,死后被埋葬于“浴溪河”南岸。

  宋玉出身贫寒,因儒雅风流,长于词赋,到楚国京都后在友人的推荐下谋得一个小小的文学侍从官职。后经磨练及其才干显露,被委以议政大夫,凭借机敏的思维、想象和口才,在一次陪楚王游猎于云梦的谈笑中得到楚襄王的赏识,获赐云梦之田(今湖南省临澧一带),但好景不长,后遭人嫉妒而失职,被放归云梦之田,并在此终老。

  宋玉天资聪慧,勤奋好学,又受屈原教诲及其诗赋影响,加上仕途坎坷,后半生挣扎在社会底层,了解普通百姓疾苦,虽飘泊异乡,艰辛备尝,但秉性高洁,意志坚强,常吟诗述怀,除借以抒发“失职而志不平”,和“无衣裘以御冬兮”(参见《楚辞·九辩》)的遭际之外,还创作了许多内容丰富、极富浪漫色彩和韵味的优秀诗赋。秦兵攻破楚都后不久,宋玉于兵荒马乱中死去。“看花山”一带百姓和他的友人、学生们替他举办了简单的丧事,后来又为他立碑。但是,经岁月烟尘的剥蚀,“宋玉墓”的“玉”字之关键一点居然模糊难辨,致使人长期把“宋玉墓”误为“宋王墓”,直到六朝时的一首《黄花鱼儿歌》,才道出了真情——

  《黄花鱼儿歌》传唱多年,无人理会。直到晚唐时,在宏文馆作校书郎,“以居住沅湘,宗师屈宋”的澧州籍诗人李群玉(约813-860年),在游历宋玉墓后才辨明真伪,写下了“雨蚀玉文旁没点,至今错认宋王坟”的诗句,“宋玉墓”之谜才被解开。

  此后,经唐、宋、元、明几代,宋玉墓又渐渐埋没于草莽而无人问津。直到清代咸丰年间,安福巨富蒋光业(1761-1828年)等以“助军饷”事闻名全国,蒋氏家族被封官进爵,盛极一时,遂与当时湘之中上层官吏联络,附庸风雅,掀起一股纪念屈、宋的高潮,由蒋明试(1794-1860年)等乡绅牵头,捐资重为宋玉墓培坟竖碑,并修建“宋玉庙”,于庙侧建“九辩书院”,由贡生辛登岸撰写《九辩书院记》以记其事,才重被关注。一时,澧州一带不少官吏、文人学土竞相写诗抒怀,纪念宋玉。这些诗文大都收录于《安福县志·艺文志》中。(参见张召南著:《安福县志》,成文出版社1989年版)

  宋玉生前穷困潦倒,死后其墓虽然长期被误读、冷落,其作品也长期多被张冠李戴,使其英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一些磨损。但是,史实终会在历史长河巨浪的冲刷下水落石出,宋玉留给中国文坛的精品之作,终究会被厘清而真相大白。

  据诸多人士考证,宋玉留传于世的赋,现存14篇:《九辩》、《招魂》(见王逸:《楚辞章句》,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1983年版)、《风赋》、《高唐赋》、《神女赋》、《登徒子好色赋》、《对楚王问》(见肖统:《昭明文选》,黄山书社2010年版)、《笛赋》、《大言赋》、《小言赋》、《讽赋》、《钓赋》、《舞赋》(见佚名編:《古文苑》,江苏书局1644年版)和《高唐对》(见严可均著:《全上古三代文》,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)

  宋玉在诗赋上的成就,成为屈原之后的诗坛奇葩,故后世多以“屈宋”称之。尤其是以“屈宋”为代表的歌颂美人的作品,成就了我国美人作品的艺苑。司马相如的《美人赋》,就脱胎于屈宋之作;其《子虚赋》、《上林赋》等,则更是呈现摹仿宋玉《高唐赋》之特色。

  南朝北齐、梁时代的文学评论大家刘勰(465-520年),在其巨著《文心雕龙》中,肯定了宋玉创制新文体的功绩和文学创作的成就,并将“屈宋”并称:“战代任武,而文士不绝;诸子以道术取资,屈宋以辞赋发采”,“相如好书,师范屈宋”,“屈平联藻于日月,宋玉交彩于风云”、“屈宋逸步,莫之能追。”由此确立了“屈宋”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。(参见刘勰著:《文心雕龙》,华文出版社2007年版)

  杜甫不仅将“屈宋”并提,而且推崇备至:“不薄今人爱古人,清词丽句必为邻。窃攀屈宋宜方驾,恐与齐梁作后尘。”(《戏为六绝句》)他尤其同情宋玉的悲凉,敬佩宋玉的儒雅:“摇落深知宋玉悲,风流儒雅亦吾师。怅望千秋一洒泪,萧条异代不同时。”宋玉在“诗圣”心目中的崇高地位足见一斑。

  到明代,宋玉在文坛的声誉依然很高。音韵家陈第在《屈宋古音义》中写道:“宋玉之作,纤丽而新,悲痛而婉,体制颇沿于其师,讽刺有补于其国,亦屈原之亚流也”。(《毛诗古音考· 屈宋古音义》,中华书局2008年版)

  从迄今留存的宋玉作品和相关史料看,宋玉并未有过薄德求荣之迹。他同屈原的关系虽然还有些问题尚待进一步厘清,但可以肯定的是,作为屈原的弟子,宋玉不但没有投靠南后“卖师求荣”,而且专为屈原蒙冤被逐而鸣不平,为屈原生命垂危而祈祷。从前面引征的历代文学大家的诗文来看,他的人格和文学才华,两千多年来是被肯定和讴歌的,而并未见有类似郭沫若《屈原》剧作中的微词。《襄阳耆旧记》(卷一)载:“……玉识音而善文,襄王好乐爱赋,既美其才而憎之似屈原也。”由憎恨屈原而憎恨“似屈原”的宋玉,其中是否蕴涵宋玉生前遭遇不幸的缘由呢!?

  对于郭沫若在《屈原》剧作中对宋玉的歪曲,文化界的有识正直之士曾根据史料予以驳斥,而在1953年9月,郭沫若在回应文章中也曾说过“在重庆时,用宋玉来影射变节而投降到的文人”。这样的解释尚情由可原,但不久郭沫若却出尔反尔,以《关于宋玉》(《新建设》1954年第二期)为题专门撰文反驳批评者。这就意味着他在《屈原》一剧中对宋玉形象的塑造,不是一般剧作家的艺术创造和敷衍,而是出于对宋玉的历史真实和相关记载的故意曲解、编造。

  联系到郭沫若在文化界一次接一次的“批判”运动,对知识分子“思想改造”运动日益升级,无论是批判“胡适派”、“胡风反革命集团”,还是“反右斗争”中,都步步紧跟,积极“投入战斗”;1958年“”面对小麦亩产三万斤、五万斤的“浮夸风”,昧着起码的科学常识而连续赋诗张扬;当眼巴巴见“文革”的熊熊烈火要烧到自己头上时,赶紧发表“焚书声明”:“拿今天的标准来讲,我以前所写的东西,严格地讲,应全部把它烧掉,没有一点价值”;随后又迎合领袖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和褒李贬杜的意旨,刻意撰写《李白与杜甫》,谩骂“杜甫是完全站在统治阶级、地主阶级一边的”;每次运动一来,或“最高指示”一下达,总是立刻提笔写诗迎合,吹喇叭、抬轿子;其诗成为不折不扣的政治运动的“传声筒”和“风向标”!他卑躬屈节,一味媚上,以至不顾自己比领袖年长的事实,居然高歌“你真赛过我亲爷爷!”(《郭沫若文选》第12卷第765页),一副奴颜婢膝、有肉没骨头的奴才相,暴露无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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